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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引资购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

文章导读: “引资购商”是替代招商引资的升级战略,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募集多方资本构建产业基金等资本容器,聚焦经济支柱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

【第二章】引资购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

一、“引资购商”的定义

“引资购商”是替代招商引资的升级战略,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募集多方资本构建产业基金等资本容器,聚焦经济支柱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选择处于国际先进乃至顶尖水平的国外制造企业作为目标,发起控股并购或整体并购。将零配件和总装制造逐步转移或复制至中国,挟世界顶级品牌和技术以及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不仅占据中国市场的主场优势,而且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的领导地位,进而夺得全球市场的行业定价权与规则制定权,最终形成政府、投资者、企业和劳动者多方共赢的局面。

虽然“引资购商”与招商引资一样,都是政府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政策选择,目的都在于引进资本、项目和客商,但两者具有重大区别 :

首先,两者的行为本质不同。招商引资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行为,主要通过行政化手段实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观性、随意性很大,盲目圈地,乱设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要么过于超前要么严重滞后,有关投资、融资、工商、税收、配套的优惠政策和承诺常常无法落实,引进来的企业怨声载道的事件常有发生,狡猾的外商要挟多地政府待价而沽之事常有之,投资者抱怨骗商者亦有之,不仅造成国家资源大量闲置和浪费,政府也往往得不偿失,而且还时常损伤政府信誉;另一方面,国内招商引资竞争日趋激烈,常有两地甚至多地政府恶意招商之事发生,为了争夺资本和项目,时有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与行为超越国家法律法规,无视市场规律作用,造成不同商业主体之间的不平等竞争,既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法治原则,也扭曲了商业主体的正常市场行为。而“引资购商”则是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行为,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实施,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招商引资的种种弊端,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在尊重市场基础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功能和对微观经济的引导功能,更好地制定和实施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发展规划。

其次,两者的实施过程和方法不同。招商引资需要政府自导自演、披挂上阵,通常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建专门机构和班子,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设立产业园区,美谓之筑巢引凤,同时有关政府官员会自动放下身段到国外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宣传推介活动,再来来往往地进行多轮公关、考察、拜访和招待安排,然后才能期望有一定的结果。而“引资购商”只需要政府做好引导、服务和监管工作,科学地制定好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产业发展规划和鼓励政策,选择好专业化的投资并购团队,建立和使用好政府引导资金,“引资购商”绝大部分工作由专业团队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商业操作。

再次,两者的可控程度不同。招商引资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被动性,各种资本要素和商业主体能不能被招引过来,不仅仅取决于当地资源优势、投资环境和政府努力,更取决于各种资本要素拥有者和商业主体的主观判断、投资能力和发展愿望,政府当然可以选择招商引资的对象,但更多的时候是政府被动地接受招商引资对象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常常是“煮熟的鸭子飞了”;而“引资购商”则具有更明显的确定性和主动性,如何运用现代资本市场和创新金融工具,选择哪些产业领域,选择哪些目标企业,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团队,何时完成投资并购计划,如何通过重组、整合、上市等产融一体化运作手段最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目标,一般都是可把控的,因此具有更明显的确定性和主动性。

最后,两者对优化市场与行政环境的意义不同。由于自身强烈的行政色彩,招商引资极易产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大于法等违法腐败现象,

长期来看,不利于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和公平法治的市场环境;由于自身具足的市场经济性质,“引资购商”更有利于政府转换职能,改善政府形象,为各种商业主体创造一个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设成为一种高效廉洁的新型投资环境。

p19+招商引资虽激发了中国制造的活力,但引入的高端制造项目不多。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端制造业也开始回流发达国家。

    招商引资虽激发了中国制造的活力,但引入的高端制造项目不多。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端制造业也开始回流发达国家。

二、“引资购商”的必要性

对于我国在新时期实现制造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引资购商”之所以非常必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对于我国制造业而言,招商引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建设制造业强国必须要有新思维,“引资购商”是目前更适合我国的替代性政策选择。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招商引资成为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有数据显示,1979 至 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现代化。虽然招商引资激发出了中国制造业的生机和活力,但招引过来的大多是劳动或资源密集型工业项目,真正的技术或资金密集型高端制造业项目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寥寥无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劳动力、土地、物流和环境成本持续攀升,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力度越来越低,低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欧美国家和日本也在积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点布局未来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端制造业也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高端制造业项目多属于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业,对于普通劳动力、土地、物流、环境甚至政策因素依赖程度较低,很难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吸引过来。因此,要进一步升级经济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必须要有新思维,探索新的途径和政策,以前卓有成效招商引资政策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

由于招商引资主要借助于行政化措施和手段,通过普通劳动力、土地、物流与环境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吸引外资外商,比较适合于发展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业,政策效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被动性。而“引资购商”主要借助于市场化措施和手段,对于普通劳动力、土地、物流、环境和政策因素依赖程度较低,更适合于获取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业项目,政策效果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主动性。因此,“引资购商”是目前更适合我国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替代性政策选择。

第二、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建设制造业强国,需要把“引资购商”作为新国策。

2015年3月份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两份文件,正式提出“一带一路”的国际经济发展战略和建设制造业强国的国内经济转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将全面推进中国与沿线各国在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促进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产业转移,为我国消化和输出过剩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制造 2025》是中国版的“工业4.0”发展规划,确立了分三步走建设制造强国的国家战略,将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我国引进和发展高端制造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然而,如何在消化和输出中低端制造业产能的同时引进和发展高端制造产业呢?靠招商引资是不灵,单靠自力更生又太慢了,而且,在中国经济日益开放并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今天,我们也需要以国际化视野和开放型思维探索新的发展政策和策略。“引资购商”着眼于中国制造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大胆创新的国际化产业思维和金融思维,通过有计划有选择的跨境并购、重组和整合,为中国引入国际高端制造企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助力中国迅速提升工业制造水平和科技水平,可谓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的最上选政策和策略之一。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把“引资购商”作为应对策略。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从1980年到2014 年,GDP 从 4546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636463 亿元人民币,人均 GDP从463元人民币增长到46531元人民币,我国从低收入国家中脱颖而出,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逐步减缓趋势,从年均10%以上下滑到7%上下。同期,人民币对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西方主要货币全面升值,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人口红利与对外开放红利开始逐步消失,劳动力、土地、物流成本和资源价格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大幅缩小甚至倒挂,我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威胁。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经济产业结构的实质转型,必将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后劲不足,最终陷入持续低迷或停滞状态,同时引发贫富分化、高知识阶层就业困难、社会动乱因素增加、金融体系风险增大甚至放大等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和金融问题,某些迹象已在我国初露端倪。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成因在于实体经济转型失败、经济增长方式退化,因此,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径。所谓实体经济转型主要是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所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从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增长,从资源推动型增长转向智慧创新型增长,从资本输入依赖式增长转向资本输出带动式增长。“引资购商”正是完全符合这种经济发展辑和要求的政策选择和整体策略,通过资本输出迅速引进高端制造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大幅提升中国工业的制造水平、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大量培养高科技研发人才、技术熟练工人和职业经理人队伍,从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助力我国一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四、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大部分高端产业链,中国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和水平,中国建设制造业强国,必须另辟蹊径。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对国际金融、资本、技术与品牌的垄断地位,控制了全球大部分高端产业链及其关键环节,国际及海湾产油国资本主要输入欧美经济体系,再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凭借着劳动力、资源、市场和低成本制造优势,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被压制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远离各产业链的制高点和高利润区。西方发达国家企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手段维持这种局面,以保持其国际经济特权和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打破这种局面,为自己赢得更公平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发展空间。本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秩序,但也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方面掣肘和压制。

我国制造业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明显增强,但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除了高铁、核电、基建、电商等少数产业领域外,在大部分高端制造产业领域,我国仍处于中低端位置和水平。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要推进制造业强国建设,必须着力解决以上问题。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孕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而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对外经济关系,客观上要求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必须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因此,发展高端制造和装备业,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制造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增长方式升级是我国进一步引领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必须面临的现实挑战。

中国以往想通过“以市场换技术”、“以合资学技术”而实现赶超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的战略意图也并不完全成功,反而促使欧美发达国家和企业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格限制核心技术、工艺、设备、人才、品牌和研发体系向我国进行转移和输出,以保持其国际竞争实力和垄断优势,也要求我们必须在战术和策略上另辟蹊径。“引资购商”是对以往招商引资政策的扬弃,可以有效地规避西方国家所设置的多重经济、技术和环保壁垒,通过完全市场化的跨境并购、重组和整合,积极主动地获取国际高端制造企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籍以快速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管理经验、研发和供应链体系,迅速提高我国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这既是在经济发展的战术和策略上另辟蹊径,也是在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政策层面上进行创新。

第五、“引资购商”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必要途径,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掌握未来主导权的必要举措。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未去,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而来,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欧美发达国家启动再工业化进程,不仅是重新重视制造业的作用,从中国撤回制造业也绝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企图驾驭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在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保持领先,并通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已具有的规则制定主导权强化这一优势,例如,德国率先启动工业4.0国家行动,期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先机。美国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TPP)力图占领全球贸易标准制高点,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施加影响。中国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最大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和制造能力,但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偏低,未能充分发挥在数字化、智能化和定制化方面的“后发优势”,世界工业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在收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要在全球新一轮经济和技术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就必须转变思路,转换角色,以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革新动力对接中国市场和资源,进而整合全球市场和资源,打造全球高端产业市场链和价值链。如果我们继续以招商引资的思路,满足于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跟在其身后亦步亦趋,不仅无法增强中国工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必将继续长期承受无高端制造业的平庸过程。“引资购商”通过主动把握战机,采取措施促进中国制造业向高端价值环节攀升,使中国制造业由低成本竞争模式向高创新竞争模式转变,从而在未来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夺取主导地位,实现国家经济的整体转型和升级。因此,“引资购商”是我国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再平衡中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构建中国制造业未来竞争力的主动之举和必要行动。

第六、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内源式经济转型升级方式面临瓶颈,“引资购商”可以高效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突破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

随着中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大幅度减弱,曾经萦绕在招商引资头上的光环在慢慢褪去,国内中高端制造业纷纷向欧美本土回流,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国内制造业出现平庸化趋势,仅存的中端制造业正在艰苦支撑着国家GDP7%增长的战略目标。同时,过去多年的房地产经济泡沫,以及近年来的互联网经济泡沫和金融资本市场泡沫,使社会资本不断游离实体经济,向非制造业加速转移,对于本就缺乏资本支撑的中国制造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中国制造业因此而出现停滞甚至衰退绝不是危言纵听。

中国政府已认识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陆续推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级发展规划,但要落到实处显然困难重重。一方面,国际资本更愿意通过向低成本地区再一次产业转移的方式而不是技术升级方式应对中国本土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在东南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优势丧失后,继续向中国内陆省份或东南亚地区寻找成本洼地。另一方面,由于本土企业往往缺乏全球化的品牌、高端技术专利和供应链支撑,通过自主创新和研发核心技术实现转型升级,进程缓慢且缺乏成本效率,甚至很难突破国外同行的专利壁垒,从而很难快速追赶西方先进制造企业。为了提高制造业附加值,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并选择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从政策实施效果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迅速获取并进一步整合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的手段和能力。我们并不否认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不必闭门造车,要与主动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工艺、研发和管理经验相结合。别人有的,我们可以买来变成我们自己的;别人不成熟的,我们可以买来之后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完善;要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升自己的高度,壮大自身的力量。“引资购商”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开放型思路,借助于资本和市场的力量,高效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同时,在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过程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p22+国内制造业平庸化趋势明显,顾雏军提出”引资购商“是我国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构建中国制造业未来竞争力的必要行动。

    国内制造业平庸化趋势明显,顾雏军提出”引资购商“是我国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构建中国制造业未来竞争力的必要行动。

第七、跨国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载体,也是建设制造业强国的骨干力量,“引资购商”可以迅速为中国培育壮大一系列跨国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增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集聚配套产业链,带动实体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从500强上榜企业看,我国跨国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主要集中在国家垄断行业,如中车、中粮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地位或低成本优势发展壮大。在高端制造产业领域,我国明显缺乏像苹果、通用、波音、空客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那样具有世界支配性影响力的跨国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这是由于总体上科技实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品牌的世界影响力不够、高端要素缺乏所制约。

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跨国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载体,也是建设制造业强国的骨干力量。一个经济强国必须拥有一大批世界顶级的跨国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招商引资时期,我们招来的主要是国外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基于中国成本优势考虑转移过来的中低端环节,那些产业关联度大、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关键项目和高端项目根本不会因为成本原因转移到中国来。此外,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投资,只有初级生产要素的流入,而高级生产要素仍然留在原地,同时核心企业产权、管理决策权和资源配置主动权都掌握在外商手中,在这个不平等的单向输送过程中,我们怎么可能培育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呢?“引资购商”战略是根据实体经济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需要获得世界技术领先企业的所有权,拥有了产权控制地位的中国企业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组织生产与销售的主动权,就能够控制核心技术、工艺、品牌、研发和供应链等高附加值资源和关键环节,从而能够掌控产业链利益的分配主导权。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打造真正强大的跨国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才能够主导国际产业链的进一步集聚和延伸,带动中国实体经济转型,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三、“引资购商”的可行性

在当前条件下,“引资购商”是完全可行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庞大工业制造体系,为我国“引资购商”、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也为我国借力“引资购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脱颖而出、重塑全球工业制造分工体系提供了必要条件。

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不仅成为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成为促进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趋势,积极对外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制造业,重要工业品产量不断攀升,多种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目前,在50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 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的22 个行业中,中国产值均居第一或第二。钢铁、水泥、原煤、电解铝、造船产量均占全球45% 以上。2013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102 万亿元,超过全球1/5,成为名符其实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同时,持续的技术、工艺和管理创新,也大大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载人航天、载人深潜、大型飞机、卫星导航、超级计算机、高铁装备、百万千瓦级发电装备、万米深海石油钻探设备等一些重大技术装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从2013年起 ,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因此,我国已经具备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有基础、有条件通过“引资购商”对接国际高端制造业,主动吸收和整合国际高端制造企业,重塑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退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引资购商”的战略是既不敢想,也不可为。而今天“引资购商”的工业基础已经完全具备了水到渠成的战略态势。

第二、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对外贸易国,不仅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也为制造业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通过“引资购商”加速中国工业制造体系转型升级,具有必要的国内外市场基础和需求支撑。近年来,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持续转型,特别是城镇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新兴消费增长点和新型消费业态不断形成,国内市场规模快速扩大。2013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6.2 万亿元,相当于 GDP 的 41.2%,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根据瑞士信贷银行 2014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占全世界中产阶级比例为30%,人数已达到3亿人;到2019年,内地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将翻一番,达到230万人,比美国和印度的增长速度都要快。这一群体对工业产品质量和品牌提出更高要求,成为拉动中国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主导力量。消费品市场的兴旺和需求升级带动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和结构调整,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和结构调整又进一步拉动生产资料生产的繁荣和加速转型,所以,我国主要生产资料产值和销量纷纷跃居世界前列,形成世界最大的生产资料市场。我国日益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及其上升空间,不仅为中国通过“引资购商”加速工业制造体系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的国内市场支持,也对国际资本和高端制造企业接受我们的“引资购商”计划形成了强大的内在吸引力。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 2012 年商业信心调查,97% 的欧盟受访企业肯定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近一半欧盟受访企业的在华收入占其全球收入 10% 以上。

2013年以来,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也成为越来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对中高端工业产品的需求日趋稳定,但中国、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和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加起来已超过30 亿,占到全球一半,是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因此,中高端工业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和增长空间还非常巨大,这对全球高端制造业、也对中国制造业通过“引资购商”实现转型升级形成长期有效的巨大市场需求和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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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巨大的外汇盈余和储备为我国“引资购商”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奠定了雄厚的资本基础。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涌入中国,以分享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红利,也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本力量。伴随着招商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通过长期国际收支顺差积累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盈余和储备。中国在2006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持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2013年外汇储备已高达3.82万亿美元,远远地把世界其他国家甩在身后,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为“引资购商”打下了雄厚的资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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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实体经济辛辛苦苦挣来的外汇,去反哺实体经济,增强制造业实力,提升制造业水平,却将其绝大部分投向了以美元计价的西方国家货币资产和债券,尤其滑稽的是,竟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帝国美国的最大债权人。而且,由于自身的风险控制以及投资管理能力存在问题,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管理收益率很低并经常为负值。国家巨额财富面临着保值和增值的困难,战略价值更无从谈起,看不出这样做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有多大积极作用,反而动辄受制于美国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威胁。

与此同时,无论是国际产业资本还是国际金融资本正大举进入中国投资市场。欧美日资本和港澳台资本最早进入,早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活跃力量。最近,海湾六国石油美元资本也准备调整其全球投资组合,准备重金进入中国投资市场。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03年以来,无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下,我国国际收支几乎每年都保持双盈余状态,而且盈余额几乎每年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最高年份一举超越 5000亿美元;就资本项目盈余额而言,尽管年度波动很大,但总体呈现出急剧扩大趋势。外商对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在每年400亿美元上下,最高年份超过500亿美元。与外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几年急剧上升,2014年超过 1000亿美元,但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不到100亿美元。这不仅说明国际资本是我国对外“引资购商”可以利用的力量,也说明我国通过对外“引资购商”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还有很大的空间,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引资购商”可以使中国在外汇储备问题上化劣势为优势,在外资利用问题上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充分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和国际资本支持获得一批世界级的跨国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拥有其核心产品、技术、工艺、品牌、研发及供应链体系,籍以加速国内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促进产业和企业增长方式转型,提升产业和企业国际综合竞争能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打造坚实的产业基础,从而将实施《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规划、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和发挥巨额外汇储备优势、提高外汇储备财务收益、引导外资进入实体经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可谓是最为有效的一举多得、一举大得的外汇储备利用方式。

第四、欧美国家及日本经济陷入低迷,西方工业企业遭受打击,主要货币汇率持续走低,而中国经济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水平,为“引资购商”实施跨境并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为并购之后预留出了足够的企业价值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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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横扫欧美国家和日本,至今已有7年时间,欧美国家和日本经济仍不景气,尤其是欧洲国家,经济低迷,工业低迷,汇率更低迷,而且看起来还要低迷下去,其经济增长速度大多在2%以下徘徊甚至为负数,失业率长期高企甚至有些国家高达40%,欧元、英镑、日元对美元和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反观中国,虽然经济增长出现了新常态,但GDP增长速度仍保持在7%上下,远远领先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这为我国“引资购商”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从近几年国际并购案例来看,欧美市场上的并购活动明显增多,而且不乏中国企业对欧美企业发起以小搏大、以弱夺强的跨境并购事件。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并购欧美企业的总数为 209 例,比 2008 年的 71 例大幅增加,其中,联想以28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智能手机业务,再次引起国际社会感叹。

欧美国家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为我国对外“引资购商”减少了障碍。一是减少了政治障碍:欧美国家和日本长期出于意识形态歧视和知识产权保护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对其企业发起并购具有强烈的抵触和歧视心理,常常设置很高的政策壁垒。而在经济持续低迷状态下,为尽快拉动国内经济增长,需要积极吸引外资,拓展在中国市场空间,政治上会保持更为宽松的态度。二是减少了竞争对手:欧美国家和日本经济强盛时期,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国内先进制造企业通常富可敌国,凡有企业有意出售,无论是在财务实力上,还是在文化认同上,中国企业都很难有优势。现在,很多欧美和日本企业自身难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外并购能力大大下降,反而成为被并购目标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我们对外“引资购商”的竞争对手也大幅度减少。

西方工业企业遭受打击,经营业绩下滑,企业市值下降,为我国进行跨境并购提供了安全边际。在金融危机之前,拥有世界先进技术、设备、工艺、品牌、研发及供应链体系的工业制造企业,即使遭遇财务危机或经营困境,往往出于种族偏见和制度文化差异因素,一般也不太可能愿意出售给中国企业;即使有个别企业愿意出售给中国企业,其高昂报价也是中国企业不愿意接受的。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难以承受成本激增与市场低迷双重压力,不少国际顶尖制造企业都经营惨淡,裁员减产,甚至主动求售或宣告破产。这时,不仅不太在意收购方来自哪国,而且报价也相对合理,如果由中国企业接手,对其无异是雪中送炭,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而且可以进入中国市场,拓展中国市场空间,更可以改善经营业绩,提升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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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英镑、日元对美元汇率稳中有降,而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则进一步降低了我国对外“引资购商”的成本。金融危机以来,欧元、英镑、日元汇率在大幅度波动与震荡之后,还是没能避免一路走低的命运。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在 8.20 以上,2015 年 6 月底跌至6.22左右;美元兑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的平均汇率分别在1.25、1.82、0.91、0.83 左右,2015 年 6 月底分别跌至 1.12、1.52、0.83、0.81 至左右;前几年,欧元英镑、日元、加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分别在 10.20、15.30、7.45、6.77 左右,2015 年 6 月底分别跌至 6.95、9.45、5.17、5.04 左右,这意味着我国以人民币或美元外汇对欧美、日本高端制造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的成本已大幅降低。曾经价值百万欧元的欧盟资产,2005年平均价值125万美元或1020 万元人民币以上,2015 年 6 月底平均价值降为111万美元或695万元人民币;曾经价值一亿的日元资产,2005年平均价值82.64万美元或745万元人民币以上,现在价值降为81.30万美元或517万元人民币。因此,中国对欧洲和日本企业进行跨境并购,正处于比较有利的时机,不仅可以缓冲人民币升值压力,还可以化解大量持有美元储备的汇价损失。

第五、“引资购商”将全球高端制造价值链及其高价值配套环节引入中国制造业,中国比较成本优势和广阔市场空间将使其全球销售收入和利润具有倍增潜力。日益开放和融合的国内外资本市场也为其跨国重组和上市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使得“引资购商”作为跨国投资活动具有足够安全的退出通道和获利空间。

“引资购商”将全球高端制造价值链及其高价值配套环节引入中国制造业,但投入的并购资本能不能获得安全合理的投资回报,这是“引资购商”能不能取得商业成功的关键问题。如前所述,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高端制造业在中国仍具有明显的比较成本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国外被并购企业不管是与中国国内同类企业进行重组整合,还是将其高端价值链及其高价值配套环节转移和复制到中国来,其全球销售收入和利润都具有倍增的潜力,这是“引资购商”在实体经济层面取得成功的保证,也是“引资购商”在资本运作层面取得成功的基础。国内外资本市场日益开放和融合,为被并购企业跨国重组和上市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实体经济层面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对外购商所投入的资金将具有足够安全的推出通道和获利空间,从而回报引资平台的投资者。事实上我们对一起成功的“引资购商”的评价,就是以这起“引资购商”的年化平均投资收益在15%以上作为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的。

p28+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端,工业制造技术研发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端,工业制造技术研发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第六、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尤其是推出“一带一路”国际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纲领性规划,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良性对接,为我国推行“引资购商”、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政策环境。

当前,中国劳动力丰裕而资本短缺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国内资本积累和国家外汇储备日益丰厚,中国已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自2003年起,中国政府开始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动力发生了变化,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国际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纲领性规划,力争重塑中国和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优势。

新形势下,跨境并购政策利好频出。2014年9月,商务部发布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相继出台了鼓励自贸区金融创新措施和《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文件,证监会也大幅放松了对上市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实施并购活动的限制。国家相关政策的不断推出为“引资购商”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强大助力。

2015年3月,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成为我国寻求更大范围资源和市场合作的世纪大战略,以此将亚欧非各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合作推向新的历史高度。这不仅将为“引资购商”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将促进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纺织、服装、机械、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产业等,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转移和输出我国中低端生产制造能力,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顺应我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为我国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环节腾出资源和空间。

在“引资购商”的新思维下,“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将实现良性对接,国家支持和鼓励中国制造业通过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加速转型升级。“引资购商”将在“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推动和政策环境支持下,为中国培育出一批属于自己的站在世界产业巅峰的顶尖跨国澳客彩票平台APP公司,引领和加速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开创出一个中国企业纵横天下、引领世界产业潮流的新时代!

四、“引资购商”的紧迫性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引资购商”对中国和中国企业而言是十分紧迫的 :

第一、“引资购商”可以及时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颠覆性冲击。

随着现代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方兴未艾,有可能对国际经济和产业格局产生颠覆性冲击,从而对未来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全球竞争格局也将因此而发生重大变革,我国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升级中面临着严峻挑战。金融危机以来,为了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进一步加强在先进制造、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型能源、新型材料等实体经济领域的领先优势,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重塑本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抢占新一轮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制高点。美国在推动“实体经济回归”和“制造业回流”,德国在推进工业4.0升级版战略,日本在发动新经济振兴计划。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化发展空间。因此,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根据上文对“引资购商”的可行性分析可知,我国制造业目前具有难得的“引资购商”机遇和条件,但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这些机遇和条件必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可能会错失历史良机。因此,我们必须放眼全球,固本培元,加紧战略部署,着眼建设制造强国,化挑战为机遇,抢占国际制造业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决不能错失历史良机,更不能留给后人以任意贬损的机会。

第二、“引资购商”可扭转目前的经济下滑趋势,助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是国家发展中的宿命。拉美国家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50至80年代的快速增长之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仍在痛苦地挣扎;日本经济经历了二战后的超级繁荣,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骤然减速,出现“失去的20年”。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一样,开始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也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存在着严重的资产泡沫问题,同时,有效需求不足、贫富差距拉大、出口增速下降、经济增速下滑等问题日益突出。从长期来看,如果不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很容易滑向“中等收入陷阱”。从短期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孕育着多种风险,一旦爆发,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当前7%的经济增速创造了中国十五年来的新低,很有必要借力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通过“引资购商”加速实体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增长动力衰竭之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避免像拉美和日本经济那样突然失速,陷入长期停滞,从而激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危机。

第三、“引资购商”可以迅速阻止我国目前面临的产业平庸化趋势,追赶世界最先进、最顶端的制造技术水平。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低端位置,工业制造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显示,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水平比德国落后约100年,比美国落后约80年,比日本落后约60年。虽然研究角度未必全面,数据未必严谨,但趋势还是让人触目惊心的。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往落地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开始向印度、越南、印尼、孟加拉国等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中高端制造业面临着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并出现明显回流趋势。如果不及时采取重大应对措施,我国中低端制造业将继续流失,中高端制造业将不断回流,同时,高端制造业又很难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吸引过来,那么,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生存发展方向将会被发达国家和其他后发展中国家不断挤压,产业平庸化趋势将愈演愈烈,工业制造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滑坡,造成实体经济衰退,国家经济保持在中高速平稳发展基本目标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要想振兴制造业,防范产业平庸化,阻止技术能力和水平滑坡,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抓住当前社会资本和外汇储备比较充沛时机,通过“引资购商”在国际范围内选择和购买高端制造企业,吸收和消化其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阻止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留住中高端制造企业及其供应链,培育和发展高端制造企业及其供应链。

第四、“引资购商”可满足民众目前对提高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强烈诉求。

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国家行列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多发期,只有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才能不断提高民众就业和收入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民众生存与发展质量,才能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在当前人口红利和生产成本优势逐步消失的大背景下,只有从提高技术研发水平和资金利用效率入手才能保持经济继续增长。“引资购商”能够同时从资本和技术入手提高社会生产率,进而提高人均产出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所以,通过“引资购商”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才能实现保就业、保增长、保稳定的国家政策目标,为在发展中解决矛盾和化解矛盾争取足够时间和空间。

第五、“引资购商”可化解迫在眉睫的地方债务危机和房地产泡沫。

中国经济风险集聚的两大爆发点是地方债务和房地产业,而地方债务又和房地产业联系密切。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偿还债务,一旦土地财政枯竭,或房地产市场调整严重影响到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那么地方债务危机就会有全面引爆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房地产问题也无可奈何,既担心泡沫现在破裂殃及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贷款安全,导致金融经济危机,又担心泡沫继续膨胀引发社会不满和动荡,导致社会政治危机。

地方债务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只有在经济持续高增长中才能逐步化解。首先,地方债务偿还依赖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主要方式是地方政府税收增加,在现有税率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只有保持地方经济高速增长才能带动地方税收的快速增长。其次,要让房价不跌,又要消除民众对高房价的不满,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民众的收入,使民众能够接受高房价,这归根到底还是要使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因而,化解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和房地产风险的根本办法在于使经济保持高增长。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7%左右,仍处在下降通道中,要保证到期的地方债务能够偿还,地方政府的最终选择是尽快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此,通过“引资购商”实现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一种最好的可行性选择。

第六、“引资购商”必须把握住目前的世界经济低谷时期。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整体上陷入低迷,欧美国家和日本货币贬值,企业盈利状况变差,破产率升高,这为我国企业实行跨境并购提供了更多机遇:经济低迷,企业经营状况变差使其更愿意接受收购要约,也使企业市场价值和收购成本降低,有利于收购方以较低的对价达成并购交易。

2014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欧洲的希腊债务危机近期又有所缓解,俄罗斯成功扛住欧美经济制裁,印度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这些都为全球经济复苏创造了一定基础。中国应在全球经济实现全面复苏之前快速推出“引资购商”政策,在国外高端制造企业价值回归之前对其实施购并。否则,一旦企业经营状况大幅度改善,会使其所有者降低转让意愿,也会导致我国企业和投资者因目标企业报价太高而不愿意接手,或接手后经济回报很低反过来又会造成产业并购基金募资困难,最终都会影响到引资并购的投资效果和战略意图的实现。

p31+顾雏军认为,通用航空飞机产业、油服行业、机器人行业等,目前较为适合“引资购商”。

顾雏军认为,通用航空飞机产业、油服行业、机器人行业等,目前较为适合“引资购商”。

第七、“引资购商”决不能错失当前我国外汇储备比较充沛的条件。

长期的国际收支尤其是贸易顺差使我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2015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69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但我国外汇储备存在大幅减少的风险:一是从2011年起我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通过贸易增加外汇储备会越来越难;二是由于自身投资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问题,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很低甚至有时为负值,国家财富面临保值增值的困难;三是全球范围内的量化宽松政策会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存在贬值风险;四是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以美元计价的西方货币资产、国债以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很少用于投资并购国外优质企业。此外,日本、韩国等外贸型国家,以及印度、印尼、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和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之后也会拥有大量外汇资产,会在我国“引资购商”过程中与我们竞争,增加我们的购商成本和难度。

第八、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化发展趋势对“引资购商”构成严峻挑战。

一体化趋势体现的是相互开放、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不断地重塑着国际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区域化趋势体现的是相互区隔、相互分离和相互独立,持续地强化着国际产业多元竞争格局。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直至任何一个企业都希望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居高临下,在国际产业竞争格局中养尊处优,但只有极少数国家、地区和企业有条件、有能力、有机会达到这一步。以欧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目前处在领先位置,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正奋起直追。如何积极顺应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目标,这是摆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前的重大课题。中国前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堵截,后有多个新兴经济体围追,要想通过“引资购商”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既需要有强大的战略定力,也需要有只争朝夕的历史紧迫感。

五、“引资购商”的重大意义

“引资购商”对于我国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 :

第一、“引资购商”将为我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GDP高速增长和职工劳动收入倍增打开新的上升空间,也为国家财税收入健康增长、打破土地财政困境、化解地方债务危机奠定新的经济基础,助力我国大力推进《中国制造 2025》,一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后劲不足,职工收入增速超经济增速,国家财税收入过度依赖资源和房地产行业等瓶颈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危机初现。国家审时度势,推出一带一路国际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经济转型战略,战略意图都在于打破经济发展瓶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

“引资购商”目的在于集中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有计划有选择地并购国际高端制造企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将其高端制造及研发环节转移或复制到中国,通过进一步吸收、消化和提高其先进技术、工艺、管理和装备水平,促进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培育出一批高端制造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助推我国经济提档升级,从而为GDP高速增长和职工劳动收入倍增打开新的上升空间,也为国家财税收入健康增长、打破土地财政困境、化解地方债务危机奠定新的经济基础,使职工劳动收入和国家财税收入增长建立在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只有这种同步增长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才能够真正助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制造 2025》规划目标。

第二、“引资购商”将打破全球制造价值链中利益分配格局严重不均衡的局面,加速中国制造形成国际竞争能力的进程,使中国制造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过程中夺取主导地位,掌控国际贸易的定价权和话语权。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聚焦高附加值的核心业务,把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外包出去,而中国通过招商引资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逐渐嵌入到了全球价值链中。但是这个价值链是由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国位于中低端环节,与处于价值链中高端位置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差极其悬殊,对国际贸易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与我们的贸易大国地位也极不相称。中国一亿件服装还换不来一架空客飞机,几万名工人的劳动价值还比不上微软一件专利所创造的价值,这种尴尬现象存在于很多产业领域,说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严重不均衡。

“引资购商”,意味着有选择地获取国际高端制造业中的战略性资产,意味着国际高端价值链及其关键配套环节向中国转移和复制,意味着在全球货币和资本市场变化中捕捉战略时机,意味着中国制造以积极主动、开放包容的心态融入世界。“引资购商”凭借引资所形成的资本优势,凭借购商所形成的“所有权优势”,实现中国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参与者向整合者转变,从国际贸易规则的接受者向制定者转变,使中国制造通过直接植入而快速升级形成国际竞争能力,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分工过程中夺取主导地位,掌控国际贸易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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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雏军认为,“引资购商”通过国际并购可以获得国外领先技术、工艺、品牌和管理经验服务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第三、“引资购商”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有利于高效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和促进国内消费结构提档升级,从而带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三十多年的招商引资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其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配件,再向国外大量出口产成品和半成品,但关键技术和零配件的研发生产仍由国外掌控。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投资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以成本洼地吸引资本流入,以价格优势拉动出口增长。由于招商引资所承接的产业转移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环节,所获取利益十分微薄,中国劳动力作为制造企业的雇员,收入水平不高;同时作为制造产品的消费者,消费能力也有限。

“引资购商”通过国际并购获得国外领先技术、工艺、品牌和管理经验服务于国内制造业及关联配套产业升级,一方面可以支撑更大幅度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保证企业雇员获得更优厚的收入和福利,大幅度提高对高品质产品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拥有更优越的成本条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高科技创新产品供应不断涌现,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结构提档升级,从而拉动经济中高速增长。

第四、“引资购商”有助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金融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以市场化手段引导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实体经济领域,以促进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招商引资操作是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不高。作为行政主体,政府的市场敏感度和商业洞察力远远不如金融家和企业家,由行政主体从事市场行为,容易出现决策失误和效率低下等问题。而地方政府靠比拼“政策吸引力”招商,不仅消耗了地方经济资源,也导致人为的区域市场壁垒和行业生产过剩,从而导致地方政府仅仅依靠土地、矿藏和传统产业优势来发展经济而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引资购商”依靠的是市场机制,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在其中起指导或引导作用,而企业家和投资家则根据自己对国内和国际的商业洞察力进行战略决策和行动。通过跨境并购整合,充分发挥企业家、金融家的商业运作能力和金融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使中国制造业得以集聚国际高端生产要素,向国际高端产业价值链及其高端价值环节挺进。

在金融、互联网、房地产等经济泡沫高涨,大量金融资本脱离制造业而向外游离的今天,“引资购商”通过改变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角色关系,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调节的合作机制,使得游离在外的金融资本重新回归制造业,不仅有利于重振制造业,也把制造业与服务业、金融业之间的市场关系导入良性互动轨道,从而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和协同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第五、“引资购商”有助于充分利用和消化我国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超前建设的基础设施,革除外汇储备日益庞大所造成的弊端,避免基础设施超前建设所形成的浪费,兴利除弊,增强对未来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驾驭能力。

一方面,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积累起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由于结售汇制度的存在造成国内人民币流动性泛滥,对国内通货稳定和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影响,对国外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出口贸易增长也形成巨大压力,同时,由于外汇储备投资管理能力不高,每年收益很低甚至为负数。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开始起步到迅猛发展,目前已出现超越外商直接投资的趋势。根据联合国的《国际投资报告》,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在2014年底达到116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主要源于外汇储备的持续攀升,但从投向结构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真正用于制造业跨境投资与并购的比例仍然偏低,不到9%,同时,中国在外汇储备管理上仅以保值增值为目标,以获取金融资产收益为主,偏重于投向以美元计价的西方货币资产和债券,处于低效运作和利用状态,未能对国内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形成有效支持。

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政府推出的历次货币量化宽松,还是地方政府形成的庞大债务,其中大部分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因此而具有世界领先的高速公路、铁路和航运系统,也具有非常发达的互联网、通讯设施,还具有大片空置的工业厂房和民用建筑,这些超前建设的基础设施已远远超越我国目前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如果不能尽快有效地利用起来,将形成我国宝贵资源的大量闲置和浪费。

而“引资购商”则可以通过集中资本实施跨境并购,把国际先进的高端制造企业及其高端制造环节引入中国,把巨额外汇储备转变为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资本优势,把超前建设的基础设施转变为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从而兴利除弊,扩大我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基础优势和资本实力,增强我国对未来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主动驾驭能力。

第六、“引资购商”可以为我国迅速培养出世界顶尖的科技研发人才、高水平的技术熟练工人和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大幅缩小我国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差距,从而加速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仍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不但体现在航空与汽车发动机、半导体芯片、航天飞机、数控设备中心、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高新材料等前沿科技产业领域,也体现在科研人才、技术工人、职业经理人等科技和管理人才方面。

“引资购商”可以跨境购并国际最高端制造企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和提高其最先进制造技术、工艺、装备、研发体系和管理经验,促进科学技术转移和管理经验交流,为我国迅速培养出世界顶尖的科技研发人才、高水平的技术熟练工人和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大幅缩小我国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差距,使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从职业从业人员大国迈向职业经理人管理强国,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制造强国奠定科技基础,提供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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